中青报·中青网记者 李桂杰
“雨天平台派单太多了，送不过来，也不安全，算法应该多考虑天气情况。”在北京的一场用工算法和劳动保障协商恳谈会上，一名外卖骑手的诉求，让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、社会法室副主任王天玉印象深刻。
平台经济的快速发展，催生了外卖骑手、网约车司机、货运司机等大量新就业形态劳动者。据统计，我国当前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已突破8400万人。算法作为平台用工的核心管理工具，直接决定着劳动者的工作时长、收入水平、劳动强度、订单规划等核心权益，却曾长期处于企业单方主导的“黑箱”状态。在王天玉看来，外卖骑手的诉求直指平台用工的核心问题：算法在商业竞争驱动下呈现出明显的效率优先倾向，从业者因此被动承受过大的劳动强度，用工风险甚至外溢到交通安全等公共领域。
近日，中华全国总工会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、中国企业联合会/中国企业家协会、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联合印发《平台劳动规则和算法协商指引（试行）》（以下简称《指引》）。《指引》立足相关劳动法律法规和实践经验，明确了订单分配、收入与抽成、工作时长与休息、时间预估与路线规划、考核与奖惩规定等核心协商内容，对协商代表产生、协商程序、协议执行与监督作出全流程规范。
2025年，全国总工会已与美团、滴滴、顺丰、圆通、货拉拉等15家头部平台企业推进算法协商工作。全国总工会相关负责人表示，《指引》的出台与落地，标志着我国平台用工治理从“企业单方管理”向“多方协同共治”的深度转型，为数字经济时代的劳动权益保障筑牢了制度根基。
多方共治推动平台用工治理模式转型
“超时扣款压力太大了。”2025年9月，在北京举行的美团配送算法和骑手劳动保障协商恳谈会现场，外卖骑手刘畅说出了心里话。平台方代表当场演示优化后的时间预估模型，并承诺“超时免罚”机制将全面落地。
2025年12月31日，美团全面取消超时扣款制度，上千万名外卖骑手摆脱超时焦虑。类似的场景此后将有更为明确的规则指引。
“《指引》的出台，填补了平台劳动关系与算法协商领域的规则空白。其核心价值在于打破算法单方主导格局，推动平台用工从‘单向管理’转向‘共同治理’。”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李长安表示，《指引》明确了劳动者在算法管理中的协商者和监督者身份，将工会作为算法协商的核心载体，同时要求平台搭建常态化协商机制，让劳动者的合理诉求能够直达平台决策层，从制度层面保障了劳动者的参与权、表达权。
“《指引》强调多方协同参与，既明确平台社会责任，也要求劳动者主动维权，更注重工会等组织的监督作用。”李长安认为，《指引》明确平台要规范劳动强度与工作负荷，将劳动者休息权、健康与安全放在首位，践行“技术向善、以人为本”的原则，杜绝恶劣天气下过度派单、算法倒逼劳动者超负荷工作等问题。而劳动者不能片面依赖平台解决所有问题，面对劳动纠纷、工伤等情况，需主动举证、遵循法定程序，积极行使自身权利。在监督层面，《指引》形成了工会牵头，党团组织、劳动监察部门协同的监督体系。
“《指引》核心并非政府直接定价，而是依托工会开展集体协商，让劳动者的集体意志成为算法规则制定的重要依据，通过协商机制实现行业内的各方共赢和长期健康发展。”王天玉解读说。
2022年修改实施的工会法，明确赋予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参加和组织工会的权利，且不以是否存在劳动关系为前提。“这为工会代表劳动者与平台开展算法协商扫清了法律障碍。”王天玉认为，数字化背景下，集体协商是确定平台合理劳动条件的关键。
自2023年以来，美团先后举办全国骑手恳谈会、区域专项恳谈会等多场协商活动，骑手代表覆盖全国31个省级行政区，形成了常态化的诉求表达与协商渠道，骑手们关于社保和职业伤害保障等诉求逐步落地。
目前，多家头部平台已开展全网或区域集体协商。全国总工会通过蹲点调研对算法协商分层分类精准干预，将集体劳动权向平台经济领域延伸，契合新就业形态发展的现实要求。
破解新业态劳动者“困在算法里”难题
“完成到付订单后，平台多了一笔到付服务费入账，我们的心声被听到了。”深圳货运司机桂宝林感受到了变化。他此前对平台到付订单的运费结算存在顾虑，这也是众多货运司机的共同诉求。
2025年，在全国总工会的指导下，货拉拉平台与司机代表开展专项算法协商，最终落地优化计价规则、增加到付服务费、强化拖欠运费治理、持续降佣等举措，精准回应司机合理诉求。
为了让算法协商常态化、制度化，货拉拉由公司工会牵头推选司机代表，与算法技术、安全管理等核心部门建立常态化沟通机制，搭建起从省市域到全国的“算法协商恳谈机制”。目前已在广东、北京、上海等多个省市完成专项协商恳谈，让司机代表能够直接参与平台劳动规则和算法设计的全流程。
“平台用工的任务化特点，让从业者因收入目标与竞争需求形成长时间工作的意愿，推高了整体劳动强度。”王天玉指出，平台依托市场和技术优势掌握定价权与算法管理权，造成用工双方的信息、地位不对称，最终引发权利失衡。
“从实践成效来看，算法协商不仅切实改善了从业者劳动条件，更重构了平台规则制定的权力结构，让原本由平台独掌的算法与定价话语权，转变为多方参与的协商共治。”王天玉表示，在规则和算法协商过程中，工会代表劳动者介入后，平台规则制定权不再由企业独掌，集体力量推动算法定价从企业效率导向，转向兼顾公平与效率的多元导向。
例如，《指引》在工作时长与休息方面作出明确规范，要求平台明确连续最长接单时间等内容，切实防范劳动者过度劳动。货拉拉将该要求融入算法设计，实时监测司机驾驶时长，连续驾驶4小时即进行防疲劳驾驶提醒，从技术层面保障司机休息权和行车安全。
“《指引》直击平台用工与算法管理痛点，为破解新就业形态劳动者‘困在算法里’的问题提供了关键解决方案。”李长安认为。
货拉拉运营副总监靳威介绍，企业已6次公开核心算法，披露分播单规则、降抽佣逻辑、AI安全防控及判责等内容，让司机清晰知晓算法运行规则，打破算法“黑箱”。
在李长安看来，《指引》让算法不再是平台约束劳动者的“隐形规则”，而是劳资双方共同商议、动态调整的“合作公约”，这既保障劳动者合法权益，也能让平台及时掌握一线诉求，优化算法与管理规则，最终推动平台经济健康可持续发展，构建和谐的平台用工关系。
完善相关制度，便利劳动者维权
作为全国总工会法律顾问委员会委员，北京福茂律师事务所主任时福茂援助过大量新就业形态劳动者。在他看来，《指引》的核心突破，是将算法与劳动规则纳入集体协商，实现维权从“事后个案”到“事先参与”的转变。
“此前，平台算法由企业单方制定，劳动者只能被动接受，维权仅能通过事后个案诉讼、仲裁，且多数人因举证难、成本高被迫放弃。”时福茂认为，《指引》将算法规则、劳动时长、订单分配等核心事项纳入集体协商范畴，由工会或劳动者代表提前与平台沟通博弈，从根源上减少劳动争议，也让数字化时代处于弱势的个体劳动者，拥有了与平台抗衡的集体力量。
实务中，时福茂多次遇到劳动者意外受伤或死亡后，平台页面无法打开、派单记录被删除、合同内容无法查询的情况，导致劳动者维权缺乏关键证据，陷入举证无门的困境。这已成为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维权的一大痛点。他援助的大学生陈可，在北京某平台注册为兼职外卖骑手，近日送餐途中因交通事故导致腿骨粉碎性骨折，却在申请工伤认定时遭遇了举证难题。时福茂介入后，在手机平台端查到了陈可签署的《自由职业者服务协议》，协议明确约定双方不存在劳动关系，公司及合作公司无需承担劳动法律责任。
不料保存协议次日，页面便无法打开，若非及时固定证据，陈可的维权将陷入停滞。3月27日，时福茂收到北京市通州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的《受理通知书》。“这一案例折射出平台用工领域证据管理的乱象，凸显了明确平台证据保留义务的紧迫性和必要性。”时福茂说。
针对这一问题，时福茂建议，在《指引》的基础上，进一步细化平台的证据保留义务，要求平台对劳动者派单记录、劳动时长、薪酬明细、合同协议等核心数据长期留痕，不得无故删除、隐匿，同时明确劳动者的查询权和复制权。让劳动者能够随时掌握自身的劳动数据，从制度层面破解劳动者举证难、维权难的问题，让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维权之路有迹可循。
王天玉也建议，制定适应平台用工的任务计量型劳动基准，让算法从“控制工具”转变为“保障工具”，明确平台作为灵活就业组织者的保障义务，合理确定任务单价，检测从业者劳动强度与任务总量，并建立平台用工算法知情与集体同意规则，让算法真正成为劳动者权益保障的技术支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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